[1] 廖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国际监管的发展与趋势[J].国际经济法学刊,2013(1):231-247.[2] 巴曙松,王璟怡,杜婧. 从微观审慎到宏观审慎:危机下的银行监管启示[J].国际金融研究,2010(5):83-89.[3] 魏祖元,陈敏,唐羽.全球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更高损失能力要求[J].金融发展评论,2015(9):61-64.[4] 张天顶,张宇. 宏观审慎监管、系统性风险及国内外金融监管实践及启示[J].证券市场导报,2018(4):61-68.[5] 康书生,周懋."系统重要性银行恢复与处置计划"述评及启示[J].财政金融研究,2014(3):62-64.[6] 伍晓雯.澳大利亚与英国双峰监管模式的比较研究[J].金融监管,2016(1):50-53.[7] 张继红.美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有序清算机制及对中国的启示[J].探索,2014(2):81-85.[8] 田彪,朴英爱.美国宏观审慎金融监管改革:效率与安全[J].重庆社会科学,2018(7):5-14.[9] 谢端纯.美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及其启示[J].国际金融,2012,(9):53-54.[10] 巴曙松,高江健.基于指标法评估中国系统重要性银行[J].财经问题研究,2012,(9):49-55.[11] 钟震,董小君.双峰型监管模式的现状、思路和挑战[J].宏观经济研究,2013,(2):20-25.[12] 叶文辉, 2017英国"监管沙箱"及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J].金融理论探索,2017(1):31-35.[13] 杨源源,张译文.中国上市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测度[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7,(7):27-36.[14] 何英,刘义圣.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路径[J].亚太经济,2018(6):112-119.[15] 王志鹏,龙海明,李佳珂.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法经济学思考[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7(4):9-14.[16] 贾君怡.国际证券融资交易宏观审慎监管改革与启示[J].证券市场导报,2018(9):64-71+77.[17] 刘向民.我国金融法治建设四十年[J].中国金融,2018(15):22-25.[18]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 宏观审慎管理视角下系统重要性银行统计及应用研究[J].金融监管研究,2018(7):1-15.[19] 包琼.后危机时代中国保险业宏观审慎监管[J].金融与经济,2014(3):68-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