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通过提升新质生产力水平来实现经济转型和升级,而创新能力在提振新质生产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既有文献虽然探究了多种影响新质生产力的要素,但是鲜有研究从县域创新能力的视角出发探讨其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文章以贵州2011—2021年88个县域为对象,分别构建了县域创新能力和新质生产力的指标体系,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县域创新能力对新质生产力的静态以及动态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第一,贵州省内县域创新能力对新质生产力影响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为正;第二,这一效应的实现机理:升维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第三,静态机制下,黔中城市群的县域创新能力直接效应显著为正,非黔中城市群的县域创新能力间接效应显著为负;第四,动态机制下县域创新能力进步指数对新质生产力进步指数影响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间接效应不显著,且动态机制的异质性视角下得出的结论与县域总体样本一致。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是培育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之一。现有文献大多采用协调度模型、投入产出模型及单一指标法测算中国数实融合深度,无法做到对数实融合系统、全面的表征。文章基于数实融合的理论逻辑,从数字经济实体化与实体经济数字化两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TOPSIS”法测度2012—2023年中国整体与省域的数实融合深度,并利用“投影寻踪-模拟退火”法等进行稳健性检验,使用Dagum基尼系数法、Kernel 密度估计法等方法刻画其区域差异与时空演变趋势。研究发现:中国数实融合程度总体呈现不断深化的趋势,特别是2017年以后融合程度显著加速;实体经济数字化水平与整体数实融合程度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而数字经济实体化水平则在2019年以后出现跨越式增长;中国七大区域数实融合深度的差异呈现逐年缩小的趋势,且总体差异的来源为区域间差异;各省份的数实融合发展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地理依存性,数实融合水平总体上向上转移的概率高于向下转移的概率,且低水平省份更易受邻接省份数实融合水平的影响发生向上“跃迁”。这些结论可以为加快中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与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数据参考与政策启示。

文章旨在对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首次测度中国智慧农业的增加值规模并评估其产业关联效应和最终需求效应。为此,根据国家统计局《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借助100多部门的投入产出表,将农业部门的产业数字化部门分解出来,以测度中国智慧农业的规模并评估其效应。研究发现:(1)我国智慧农业的平均规模为3713.88亿元,在农业大类中占比为5.58%,占GDP比重仅为0.47%,说明我国智慧农业发展空间巨大。同时,无论是智慧农业还是传统农业,其年均增长速度均低于同期GDP增长速度,说明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趋势下依然要加大农业发展力度。(2)从产业关联角度看,我国智慧农业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尤其是数字产品制造业的后向联系较大,智慧农业发展从初期的基础建设转移到提高生产服务效率与数字技术创新领域;与此同时,智慧农业和传统农业对国民经济其他产业的需求拉动和供给推动作用几乎相等,且相比于传统农业,智慧农业对国民经济其他产业的供需变动不敏感。(3)从最终需求的敏感度分析看,智慧农业是消费依赖性产业,但各项最终需求对智慧农业的推动较小,且有效需求的扩张大部分作用于传统农业。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依托原产地资源禀赋培育农产品地理标志实现就近致富,是探索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的有效路径。农产品地理标志具有明确的县域范围,但现有研究聚焦分析省际、市际地理标志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忽略了县域培育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受益程度,未能深入探讨农产品地理标志能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由此,基于中国1417个县域的面板数据,采用交互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农产品地理标志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结果表明,农产品地理标志赋予区域共同利益,通过规模化、标准化、范围化生产提升农业生产竞争力以及农业经济效益竞争力,有效削减县域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全民共同富裕。针对不同类型县域进行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农产品地理标志对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削减效应存在地区异质性。相较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域而言,农产品地理标志能够显著缩小位于西部地区县域的城乡收入差距;对非长江经济带地区县域的削减效应要显著高于长江经济带。此外,农产品地理标志对脱贫县城乡收入差距的线性削减作用更为明显。

以公众参与为核心的参与式预算的乡镇实践是基层民主发展和创新的重要形式,彰显和践行了基层治理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乡镇治理有效的重要抓手。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单案例的模式讨论抑或单一要素的净效应,对我国参与式预算的乡镇实践缺乏总体概括,对其多样化实现机制也缺乏学理性讨论。文章基于TOE理论框架,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csqca)对26个乡镇参与式预算案例进行分析发现:乡镇居民预算参与是数字基础设施、预算资金量、行政主导层级、制度化安排和居民参与素养等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且存在着“技术-组织型”“技术-环境型”“组织-环境平衡型”和“技术-组织-环境三轮驱动型”4类驱动实现高水平居民预算参与的差异化路径。为筑牢乡镇治理有效的民主基础,乡镇参与式预算实践应结合当地财政水平与资源禀赋差异,融合并发挥差异化路径的协同增效作用。

农民合作社通过发挥互助合作功能无差别联结小农户,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效衔接,提升农户经济获得感。已有研究对获得感的贡献多集中在理论认知层面,从实证角度分析获得感影响的文献较少。文章以重庆市4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1022户农户为样本,在构建经济获得感指数模型的基础上,借鉴“反事实分析框架”和多元线性回归等统计思想,逐步递进地回答了农民合作社能否提升入社农户经济获得感、如何提升农户经济获得感,以及影响入社农户经济获得感的显著因素等关键问题。结果表明:①农民合作社的互助合作功能可显著提升农户经济获得感,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后,实证结果依然成立。②户主性别和土地要素对入社农户的经济获得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③进一步分析表明,加入农民合作社可通过降低生产成本、化解生产风险和拓宽营销渠道的途径提升农户经济获得感。因此,本文提出要进一步重视农民合作社的互助性联农带农作用,继续鼓励小农户积极参与农民合作社发展,要从生产成本、生产风险和销售渠道3个方面深化合作社利益联结机制,要强化政府对农民合作社运行的指导力度及政策激励制度建设。

社会信用建设是提升市场效率、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文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项目(CHFS)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信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信用环境优化能够显著提升家庭人均消费水平,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社会信用环境优化可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从供给侧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进而促进消费;同时还可促进消费信贷,从需求侧缓解家庭资金约束进而促进消费。进一步分析表明,社会信用提升对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在城镇家庭、低抚养比家庭以及正规单位职工家庭中更为明显。文章从社会信用这一制度性视角拓展了促进居民消费的可行路径,为优化社会信用制度供给、增强消费基础性作用提供了经验借鉴。

类似血缘、学缘等先于组织的社会关系进入组织后,通常被认为能以社会资本的形式正向影响组织/团队绩效,然而,社会关系进入组织/团队后如何影响个体行为,并进一步塑造团队绩效,却鲜有关注。针对社会关系影响团队绩效的微观机制,研究剖析了社会关系通过社会比较对个体行为选择的努力程度和合作导向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任务可分解性对团队绩效的塑造作用,建立了社会关系影响团队绩效的社会激励框架。研究结果显示:首先,社会关系同时正向影响个体行为选择的努力程度和合作导向;其次,努力程度与合作导向均正向影响团队绩效,但在企业规模较小的情境下,努力程度的正向作用强于合作导向;最后,任务可分解性负向调节个体行为选择与团队绩效的关系。研究揭示了社会关系影响团队绩效的社会激励机制,为优化组织任务和组织结构两者匹配提供了新视角。

政府创新补贴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是鼓励企业开展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提高我国基础创新能力的重要政策手段。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少有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效果的探究,更鲜有研究将两种政策纳入同一理论框架进行对比分析。文章利用2008—2022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由于政策机制设计的差异,政府创新补贴促进了企业的双元创新,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仅促进了企业开发式创新,对探索式创新不存在激励作用,这一效果在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市场竞争水平、管理者短视程度和融资约束为重要的中介渠道,两类政策对中介变量的影响存在差异性,进而造成对企业双元创新的不同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仅有政府创新补贴提高了企业的探索式创新偏好;多个大股东能够发挥公司治理功能,增强两类政策对企业双元创新的促进效果。

黄河流域作为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经济带,长期面临经济发展滞后、温室气体大量排放、土地资源破坏、生态脆弱等多重困境,在“双碳”目标背景下实现黄河流域绿色高质量发展任重而道远。基于2000—2021年黄河流域县域碳排放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相关性分析法和地理探测器分析法,探究黄河流域县域碳排放的时空演变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2000—2021年期间黄河流域县域碳排放总量不断提高,其中以内蒙古自治区和河南省碳排放量高居首位,青海省碳排放量低居末位。各流域碳排放年均增长量呈现“上游提高、中下游保持”的总体态势。黄河流域县域碳排放高高集聚区(H-H)集中在以青州市、汝州市、固阳县等为代表的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并沿黄河流域两岸呈现高碳排“簇状”分布的聚集特征;低低集聚区(L-L)主要集中在以迭部县、宕昌县、宜君县等为代表的黄河流域中上游。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对黄河流域上游、下游县域地区碳排放影响力度最强,黄河流域中游地区碳排放影响因素最强的为第二产业发展水平。

基于随机需求情况下的绿色供应链融资问题,利用条件风险价值法研究在供应链中考虑核心企业风险规避和公平偏好的融资问题。不同于以往研究仅运用均值-方差法关注核心企业风险规避对绿色供应链融资的影响,文章运用了条件风险价值法,在克服均值-方差法缺陷的基础上同时研究核心企业的风险规避和公平偏好对绿色供应链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供应商加大对供应链的绿色投入而面临资金约束问题时,相比于银行绿色信贷,零售商提前支付的融资方式对供应链中各主体更加有利;在同时考虑零售商风险规避和供应商公平偏好时,零售商越规避风险,即风险规避系数越小,供应商的利润水平越低,零售商的利润水平先增后减,而供应商的公平偏好对零售商利润产生的影响,也会受到来自零售商风险规避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丰富和拓展了绿色供应链融资策略及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缓解供应链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提供了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