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国际直接投资持续承压以及中国“稳外资”任务愈发艰巨的背景下，评估地方产业政策的引资效应与作用机理具有日益紧迫的现实意义。然而，现有研究对产业政策在吸引跨国直接投资中独特作用的关注仍显不足，尤其缺乏在城市-行业层面系统考察地方产业政策影响外资进入的微观机制与作用边界的经验证据。本文基于政府工作报告文本挖掘识别地方产业政策，在城市—行业层面系统考察其对外资企业进入规模的影响效应、传导机制与作用边界，进而从产业网络关联、政策层级互动与城市产业结构权衡三个维度开展拓展分析。研究发现，地方产业政策显著促进外资进入，财政支持与信贷支持构成其核心传导渠道；该效应在营商环境优越、产业集聚水平较高的城市及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更为突出，且对发展中国家外资、大规模外资及合资形式外资具有更强的引资作用。进一步地，产业政策通过产业链产生正向的后向溢出效应与负向的前向溢出效应；城市产业政策简单追随省级政策会削弱其引资效应，而扶持本地比较优势行业的“促长板”策略具有更好的引资效果。本文为评估中国情境下“政策引资”的效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为地方政府实现精准引资提供了决策参考。

考准考实公务员绩效是有效激励公务员干事创业的前提。现有研究指出了基层公务员绩效考核存在的问题，但是对解决问题遇到的瓶颈及其产生机制的分析尚不清晰。文章基于组织经济学理论和多主体互动理论，构建了一个关于公务员考核的“多委托－多任务－多代理”理论框架，从激励机制设计角度分析公务员考核难题产生的根源，并通过考察广西兴安县公务员“全员考课”平时考核数字化实践探索的案例，分析了数字化赋能公务员平时考核的成效及其理论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能够降低信息采集成本，扩大信息采集对象范围，是推进公务员平时考核的重要工具；合理优化考核流程，发挥数字化工具优势，推动“评在平时、管在平时、促在平时”，是解决传统绩效考核难以考准考实、激励不足的关键；绩效考核不仅要“强个体”，更要注重“强组织”，理顺个体竞争与团队合作的关系，提升基层组织的凝聚力与战斗力。

算力基础设施作为提供算力资源、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核心载体，为企业“稳预期”注入了强劲动力。既有研究多聚焦于政府宏观调控对企业的“稳预期”效应，较少关注算力基础设施赋能企业预期的内在机制。以国家超级计算中心投入运营作为准自然实验，在基础设施外部性理论框架下，基于中国2007—2023年A股上市公司的研究样本，系统考察算力基础设施对企业预期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算力基础设施能够为企业发展注入“确定性”，增强企业对未来发展的积极预期。机制分析表明，算力基础设施通过融资约束缓解机制、交易成本降低机制和供应链效率提高机制实现对企业的“稳预期”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当企业风险承担能力较弱、获得的政府补贴较高以及所在地区属于算力枢纽节点时，算力基础设施对企业预期的增强效应更为显著。拓展性分析发现，算力基础设施对企业的“稳预期”效应会进一步扩大企业投资规模并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发挥“稳增长”的作用，但该效应在地理层面不存在显著的空间辐射效应或虹吸效应。研究结论从企业“稳预期”视角揭示了算力基础设施的正外部性，为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破解企业“预期转弱”困境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参考。

现有针对公共数据开放影响数字技术创新的研究多聚焦单一路径分析，缺乏整合性的理论框架与系统性的机制验证。基于资源编排理论构建分析框架，从制度环境和创新主体层面揭示公共数据开放赋能城市数字技术创新的内在逻辑。结果显示：公共数据开放显著促进了数字技术创新，且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公共数据开放的数字技术创新效应通过改善营商环境和激发创业活跃度两条中介路径实现，且两个中介变量均表现出显著的单门槛效应；公共数据开放的数字技术创新效应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在科技禀赋、人力资本优势突出的城市更为显著。研究为揭示公共数据开放赋能城市数字技术创新的机制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为制定差异化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厘清数字贸易赋能制造业供应链绿色化的传导机理，对提高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和实现制造业绿色转型至关重要。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数字贸易的效率提升，对其供应链网络效应关注不足。文章聚焦数字贸易特有的赋能维度，基于“链式”思维解析上下游企业、链主与链属企业等关联主体之间的绿色协同发展机制，探讨数字贸易通过供应链网络协同效应赋能制造业供应链绿色化的内在机理与优化路径。研究发现：数字贸易显著提高了制造业供应链绿色化水平；数字贸易既通过上下游企业间的供应链网络信息溢出效应，又通过链主企业与链属企业之间“聚合”“桥接”作用来提升制造业供应链绿色化水平；数字贸易对制造业供应链绿色化的影响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供应商地理距离较近以及非高科技行业中更加明显；数字贸易能够通过促进供应链绿色化增强供应链韧性。

当前，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多集中于理论层面的内涵阐释与经验总结，鲜有从经济学与生态学视角切入的实践路径考察。基于经济学与生态学的交叉视角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与发展战略，有助于弥补现有研究在跨学科视角与实践维度上的不足。中国式现代化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基本目标，以建设产业生态体系为核心理念，以推进产业生态化为主要路径。这一路径通过探索新型产业生态化模式与资源配置方式、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并释放产业生态系统势能，进而促成部分与整体、物质与精神、短期与长期、利己与利他四重关系的有机统一。上述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产业生态化三重动力机制的协同驱动：产业、区域与城乡的联动机制提供基础性要素流动动力，政府、企业与社会的协同机制提供制度性组织保障动力，目标转换与结构提升的演进机制提供持续性结构升级动力。三重机制合力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

提升县域创业活跃度，是实现城乡融合和共同富裕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基于2004—2022年中国1836个县（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系统分析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设立对县域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设立可有效提升县域创业活跃度，在进行工具变量回归、PSM-DID、异质性稳健估计量等一系列内生性处理及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第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设立通过提升银行业竞争程度、增强信贷资源可得性、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以及拓展消费市场规模等机制间接提升县域创业活跃度；第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设立在红色文化氛围较浓郁、宗族文化约束较弱、行政分割以及文化分割程度较低的地区，其创业激励效果更明显；第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并未在县域间呈现出明显的创业外溢效应，而是促进了创业活动在县域内部的地理集聚。研究有利于从总量和空间视角理解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设立对县域创业的具体影响，对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具有一定启示。

数智化时代组织持续变革逐渐常态化，然而现有变革导向人力资源管理（COHRM）研究多停留于概念探讨，缺乏植根本土情境、理论结构清晰且测量严谨的系统性成果，致使该领域的实证研究长期受困于构念模糊与工具匮乏的双重瓶颈。与既有研究依赖西方量表移植或单一职能视角不同，本研究立足中国转型企业独特情境，整合动态能力观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将COHRM建构为驱动组织适应性的核心管理系统，围绕“感知-捕捉-重构”动态逻辑，体现为六大协同实践维度。即感知型人力资源规划、捕捉型人才配置、赋能型培训开发、敏捷型绩效管理、激励型薪酬福利及韧性型劳动关系管理。遵循规范量表开发流程，通过60家转型企业多源质性资料扎根分析构建理论模型。经实证调查开发并验证含20题项的六维度测量工具，信度、收敛效度与区分效度均达优良标准。进一步预测效度检验表明，量表得分显著正向预测员工变革支持行为。文章从系统协同视角深化COHRM理论内涵，突破传统职能简单“变革化”包装，为中国情境相关实证研究提供信效度俱佳的本土化测量工具，兼具理论创新与实践指导价值。

当前乡村社会普遍面临权责失衡、任务超载和程式化的治理困境，作为关键应对机制的“包保责任制”在实践中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亟待理论阐释。既有研究多侧重于其压力传导、目标管理或运动式动员的单一逻辑，未能系统揭示其内部“政治”与“行政”的复杂互动关系。为弥补此理论缺口，引入“政治统合—科层规制”的二维分析框架进行解析。研究发现，包保责任制的运作核心在于“政治统合”与“科层规制”的双轨协同与动态转化，前者通过政治势能驱动体制动员与结构再造，为科层治理注入动能；后者通过技术理性完成目标设定、过程控制与激励问责，为政治动能释放提供制度化通道。这一机制创新，形成了“政治创制科层、科层规制政治”的双向互构，旨在超越单纯的政治动员或行政包干，避免乡村治理陷入价值虚化或技术内卷的系统性困境，从而为理解中国特色基层治理韧性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作为环境规制制度工具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于2018年正式实施的环境保护费改税改革是否会对微观企业主体产生显著的环境治理效应少有文献关注。研究立足宏观财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的互动导向视角，以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深入考察了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环境治理效应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实施会产生显著环境治理效应。究其原因是政策实施初期企业资源约束和环境合规压力增加，进而改变企业对未来经营状况的预期，加剧高管追求短期利益的行为竞争。进一步研究还发现：环境保护税政策的环境治理效应在媒体关注程度较高、规模较大的企业、企业类型为非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处于重污染行业的企业和位于东中部地区的企业更加明显，进行稳健性和安慰剂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

在“双碳”目标与粮食安全双重约束下，农业低碳转型已成为亟待破解的现实难题。既有文献虽已对低碳试点政策与农业碳排放分别展开了较为充分的探讨，但鲜有研究将两者纳入统一框架加以考察，该政策的作用方向与传导路径在理论上存在不确定性。基于中国290个城市2007—2023年的面板数据，将低碳试点政策视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机器学习、机制检验、空间杜宾模型与空间溢出边界分析等方法，并结合政策文本构建城市-年份政策涉农程度指数，系统考察低碳试点政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低碳试点政策显著降低了试点城市农业碳排放，且通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该效应在第一批和第三批试点城市，以及财政自主权较高、农业劳动力相对稀缺和政策涉农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明显；低碳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提升涉农技术供给、促进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和强化绿色金融支持来推动农业减排；从空间上看，低碳试点政策的农业碳减排作用同时存在正向和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并且随着空间距离的扩大，低碳试点政策实施产生的挤出效应和虹吸效应逐渐大于政策所带来的扩散效应和学习效应。基于此，应提高低碳试点政策与农业减排任务的衔接程度，完善涉农绿色技术供给体系、社会化服务体系与绿色金融支持体系，并加强跨区域协同治理，促进农业低碳转型。

人工智能驱动基层治理转型升级的同时，技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张力也日益凸显。地方性文化如何嵌入人工智能赋能体系，通过与技术的匹配、融合与共生促成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协同？既有研究尚未作出清晰阐释。因此，文章基于TOE理论，构建“技术-组织-环境-文化”的TOE-C分析框架，基于T市“宜调六尺巷”这一个案，探讨地方性文化嵌入视域下人工智能对基层治理的赋能机制。研究发现，人工智能通过技术文化的互构赋能、组织文化的耦合调适、环境文化的动态演进三重机制有效赋能基层治理。为此，未来需要深化文化转译、强化组织协同、优化治理生态，从而更好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最终促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