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数字经济已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因此,特色农产品产业链迫切需要通过数字化转型以实现农业提质增效。基于西南地区特色农产品产业链相关调查问卷的实证研究,发现链式动态能力显著促进特色农产品产业链数字化转型,感知能力、捕获能力、转型能力对产业链上、中、下游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链式动态能力在促进特色农产品产业链转型时存在异质性,其异质性主要来源于基础设施水平、农民接受培训程度、数字化意识。此研究结果扩展了传统农业产业链转型单纯讨论转型的惯性论证逻辑,也拓展了动态能力研究视角,可为特色农产品产业链转型理论和动态理论提供一个实证研究思路。

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是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对优化地区营商环境和激发社会创新创业活力意义重大。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对国家、地区和企业的经济社会效应,忽略了其对个人及家庭等微观主体的影响。本文基于"信息惠民国家试点"的外生冲击研究发现,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促进了创业机会的识别,增加了创业的预期净收益,显著增加了家庭的创业行为,并且该正向促进作用对于地处中西部地区、居住于大中城市和社会资本水平较低的家庭更为显著。

数字营商环境优化是稳固新发展格局,实现出口数量与质量双重跃升的关键。不同于以往文献从单一视角研究营商环境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多维度数字营商环境指标体系,在"量""质"双重视角下探讨数字营商环境优化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营商环境优化在显著提升制造业出口规模竞争力的同时,有效提振了制造业出口质量竞争力;数字营商环境优化对制造业出口规模竞争力和出口质量竞争力的影响在地理区位、制造业研发密度以及地区开放水平等不同维度均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影响;数字营商环境优化通过成本节约效应和创新提升效应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量质齐升"。

厘清乡村振兴差异化金融服务模式对农村家庭返贫防范性治理的效果,对探索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但基于多维贫困脆弱性指数分析差异化金融服务模式影响的研究还相对缺乏。本文利用建档立卡贫困户连续追踪数据,实证检验了"送猪崽"与"折现金"两种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模式对于农村家庭返贫防范性治理的差异性效应,并从农村家庭收入结构、可行能力限制以及资本禀赋条件约束视角予以解释。研究发现,"送猪崽"与"折现金"均具有显著返贫防范性治理效果。收入结构单一、能力禀赋约束较强的农村家庭,"送猪崽"金融服务效率更高,而放松收入结构与能力禀赋约束后,"折现金"的返贫防范性治理效果更佳。根据农村家庭收入结构与能力禀赋,合理选择产业扶贫和普惠金融两种差异化金融服务模式,打好政策组合拳,是提升金融扶贫效率、有效实现返贫治理目标的关键。

乡村数字经济着眼解决"三农"实际问题,焕发出农民消费扩容和结构升级新活力。现有文献鲜少综合考察乡村数字经济对农民消费扩容提质的双效应,对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之间的关系也较少关注。利用2013—2020年30个省的面板数据,分析乡村数字经济对农民消费"量"和"质"的双重影响,并通过门槛效应、中介效应对影响机制进行探索,结果表明:乡村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农民消费水平和结构。乡村数字经济对农民消费水平的边际促进效应呈现出增强的趋势。从乡村数字经济影响农民消费结构的作用机制来看,需求层面表现为增加农民收入,供给层面表现为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和提升公平性。异质性研究发现乡村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农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促进程度更强。此外,农民消费水平是影响消费结构的又一重要因素,且乡村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升农民消费水平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研究深化了乡村数字经济影响农民消费的理解,为农民消费增量提质提供了政策启示。

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满足离不开商业银行的精准信贷支持,但是既有研究较少从金融科技视角关注两者的匹配情况。基于全国5个省份(自治区)508份银行样本和2148份小微企业样本数据,对银企信贷供求匹配度进行测量,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金融科技应用、创新水平、银企信用共识度、金融监管和银企信贷供求匹配度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应用正向影响银企信贷供求匹配度;创新水平和银企信用共识度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金融监管不仅负向调节金融科技应用与创新水平之间的关系,还负向调节金融科技应用对银企信贷供求匹配度的作用路径。研究结论丰富和拓展了银企信贷供求匹配度的测量及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促进金融科技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提供了科学决策依据。

基于2011至2021年A股国有上市企业研究样本,采取文本分析和实证检验方法,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实施容错纠错机制试点显著提高了企业前瞻性信息披露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容错纠错机制通过提升企业风险行为决策和信息披露决策层面的风险承担能力,促进前瞻性信息披露。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国资监管体系改革与容错纠错机制结合,产生政策协同效应,进一步促进了国企前瞻性信息披露。此外,经济后果检验显示,容错纠错政策激励下,企业倾向于披露更高质量前瞻性信息,降低信息不对称,进而降低国企资本成本。同时,这种信息披露真实反映了国企潜力和前景,增强了企业未来价值创造和转型能力。

政府补贴是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经济转型和实现社会可持续目标的重要激励政策措施。不同于以往文献主要关注政府补贴对企业整体环保投资的影响,本文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手工整理的政府补贴和环保投资数据,从企业内外部视角划分前端预防和末端治理的环保投资类型,分析政府补贴政策对两种不同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政府对前端预防项目进行补贴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增加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进而促使企业加大投资力度;政府对末端治理项目进行补贴无法提高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对企业自身的投资额具有挤出效应。上述结论为优化环保补贴结构以及加快企业清洁生产转型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时期,充分发挥数字创新优势,提升全要素碳排放效率至关重要。文章采用2009—2021年中国272个城市面板数据,以数字经济相关专利表征数字创新水平,考察了数字创新对全要素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创新显著提升了全要素碳排放效率,并通过了排除政策影响、工具变量等稳健性检验。(2)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中部地区,数字创新对全要素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这种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在省会城市和非省会城市,数字创新对全要素碳排放效率均存在促进作用,并且在省会城市这种促进作用更为明显。(3)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创新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快了绿色创新步伐、提升了环境规制强度,从而促进了全要素碳排放效率的提升。研究回答了数字创新对全要素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及机制,为加快数字创新步伐,提升全要素碳排放效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参考。

文章首先从内外部驱动因素、主被动参与协同和驱动结果三个方面提出消费市场人工智能社会责任协同治理驱动模型,并将感知AI可信度作为驱动结果;其次,依据协同治理理论,提出消费市场人工智能社会责任的外部协同治理机制和内部协同治理机制;最后,依据战略性社会责任理论,从社会、企业、个体三个方面提出消费市场人工智能社会责任协同治理策略。研究结果不仅有利于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在消费市场的科学和合理应用,还为进一步推进人工智能社会责任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边疆民族地区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区域,依然面临着较高的返贫风险。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聚焦边疆民族地区这一特殊区域,探究数字接入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检验数字接入是否能够通过提高效用水平有效抑制农户的贫困脆弱性。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接入能够显著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结果依然成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接入能够通过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和增加社会资本积累降低农户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接入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在不同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对低收入和健康状况差的弱势群体,以及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的农户具有更为显著的减缓作用。研究结论为边疆民族地区贫困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为防范化解规模性返贫风险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