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进程中村落共同体秩序变迁的多元动力机制及多样实践样态,使得村落共同体秩序重建呈现出过渡性、动态性、复合性等实践特征。本研究基于新发展社会学理论启示,构建内生力、政府力、市场力三维一体分析框架,以贵州省H市S镇L村为例,从生产生计、社会生活、文化习俗、村落治理四个维度系统阐释村落共同体秩序变迁及重建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居住空间集聚化和社会空间社区化转型过程中,伴随着生计结构、治理模式、社会关系以及文化心理等不同维度的嬗变和重塑。新发展社会学视角下的村落共同体秩序重建,是内生力、政府力和社会力等多元主体辩证互构的过程,其实践形态表现为经济共同体、生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治理共同体"四体同构"的动态实践;其间涉及生计方式、组织结构、治理模式及文化心理等不同维度的动态演化,势必会引发价值冲突、利益博弈甚至社会稳定风险。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产业振兴过程中,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同时存在且相互交织,宜充分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的协同效应。在理论分析与四川三州实践基础上,为推动四川三州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产业高质量发展,本文创新提出:一是统一县域市场,实现与县域农村生产要素的进入与退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联动发展,并充分发挥县域完整且最低层级的政府部门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保障作用;二是构建有效市场,对内以县域特色优势资源为本底和以数字经济为引领构建具有绿色生态特色优势的现代产业体系,对外以特色优势资源为纽带和以飞地园区为载体全面推进跨区域合作,夯实产业高质量发展动能;三是打造有为政府,建立供给端、需求端和市场端协同应对市场风险以及乡村产业项目投资运营风险的动态监控破解机制,完善"人""地""钱"要素保障体系,保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稳定性与持续性。

既有文献多关注财政支持乡村振兴的政策工具、支持方式、存在的问题等,忽视了乡村振兴财政政策的效应评估。本文基于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研究了乡村振兴财政政策的效应。研究发现,第一,在研究期内,乡村振兴在各地区之间存在发展不协调,空间差异较大的问题;第二,乡村振兴财政政策不仅促进了本地区乡村振兴,还带动了相邻地区的乡村振兴;第三,乡村振兴财政政策的效应主要通过产业带动、治理规范和减贫增收渠道实现,文明教化和生态改善的渠道效应不显著;第四,当人力资本大于11.77时,乡村振兴财政政策的效应显著增强。因此,建议在加大乡村振兴财政支出的同时,还须重视地区间乡村振兴财政政策的空间协调;调整乡村振兴财政支出结构,乡村振兴财政支出要更多倾向于生态文明建设和乡风文明建设;重视人力资本积累,提高人力资本水平。

利用2017年国务院批准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9~2022年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制造业ESG表现的影响。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有助于缓解制造业的融资约束、提高盈利能力和提升企业市场价值,进而对制造业的ESG表现产生积极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制造业ESG表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该影响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和非重污染的企业中。研究结论在理论上为提升企业ESG表现提供了新视角,在实践上为利用绿色金融政策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对于纾解企业融资困境、降低融资成本具有重要意义,但在不同融资模式下数字金融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的差异性研究还相对缺乏。本文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企业为样本,探讨数字金融对债务与股权模式融资成本的异质影响,并从内部盈余管理、外部信息披露的信息不对称视角探究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资源和治理效应能够显著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但相对股权,债务融资模式降成本效果更优;盈余管理和信息披露质量在债务融资中均起中介作用,而股权融资中仅信息披露有效。进一步分析显示,低管理层持股、大型及高新企业更受益于数字金融降低股权成本;高金融市场化地区及中小企业则更显著受益于债务成本降低。本研究有助于金融机构提供精准服务、企业优化融资策略与信息管理,推进我国数字金融发展。

企业间基于连锁股东形成的社会网络关系是影响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因素,而学术界主要关注到连锁股东产生的协同效应,对其负面影响关注不足。从市场合谋的视角出发,以2007—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连锁股东对费用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连锁股东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费用粘性,体现为连锁股东的市场合谋效应。从影响机制看,连锁股东主要通过委派董事和减少股权激励提高企业费用粘性。异质性分析表明,行业集中度越高、市场竞争地位越高,连锁股东的负面影响越大;提高股权制衡度、内部控制质量、交易所信息披露考评和分析师关注度能有效缓解连锁股东合谋导致的费用粘性增加。研究结论不仅为上市公司间复杂股权关系形成的经济动因提供了经验证据,还为反垄断相关法规及政策的修订与完善提供了新的参考依据。

基于2012—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检验了企业ESG表现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1)企业ESG表现的提高有助于降低其债务融资成本,且通过稳健性检验以及内生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成立;(2)中介检验显示企业ESG表现通过提高企业声誉、降低融资约束来降低债务融资成本;(3)通过异质性分析得出非国有企业和中东部地区企业的ESG表现对债务融资成本的降低效应更为明显。根据结果,呼吁企业积极加强ESG实践,完善ESG信息披露;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完善ESG披露制度,做好监督和引导;投资者在关注财务指标的同时应注意到企业ESG实践以降低投资风险。

如何客观评价政府背景企业在节能环保领域所作的贡献,尤其辨析非平等市场问题和企业社会责任担当,是环保产业研究中尚未能清晰回答的重要问题。本文利用手工搜集的中国环保企业数据这一独特数据集,通过识别每个企业三层股权穿透关系,测度其中央和地方政府背景。通过线性模型和反事实匹配,本文验证了政府背景造成的市场(份额)加成,并判断其本质是非平等市场地位还是社会责任。数据分析发现,整体来讲,政府背景企业既担当了低利润项目的社会责任,也形成了干扰市场自由竞争的非平等市场地位,各城市非平等市场地位差异明显。非平等市场环境损害所有企业效率,"被照顾"的政府背景企业所受负面影响尤为显著;政府背景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显著惠及非政府背景企业效率,但是其自身承担了效率损失代价。

数字经济突破性创新对民生发展带来错综复杂的影响,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数字政府建设是政府对经济演进到数字形态的自我适应,有望成为政府有效应对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民生挑战的破局之策。然而,目前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深入探究数字政府、数字经济和民生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尚较为缺乏。本文从理论上梳理数字经济对民生发展的影响机制以及数字政府在保障数字经济促进民生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以中国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数字经济在起步阶段对民生发展的影响以促进作用为主,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民生发展的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最大、东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小;数字政府在数字经济促进民生发展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能为新时代数字政府在数字经济与民生协调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数字乡村建设是突破农村内部发展不平衡瓶颈,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推动力。不同于以往文献主要关注数字乡村对收入水平和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本文构建相对剥夺指数,从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角度拓展了数字乡村与家庭收入的相关研究。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发展具有明显的益贫性特征,能够缓解农户收入不平等,这一结果在经过稳健性检验以及克服内生性之后依然稳健成立。对相关机制的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发展主要通过增加创业机会和扩大非农就业来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此外,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发展对中西部县域、山地丘陵县以及国家级贫困县农户收入不平等的缓解效果更强,这意味着未来应该更好地推进数字乡村发展。

不同的政府竞争模式对地区发展质量存在差异化影响,剖析该差异化影响、建立利于高质量发展的竞争体制对当前推动经济转型至关重要。现有研究仅关注特定政府竞争模式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缺乏对不同竞争模式及各类具体竞争策略的作用机理和质量效应的比较研究,同时假定政府仅采用单一竞争模式,忽视了多种竞争策略的组合效果。将政府竞争模式分为投入竞争、保护竞争和制度竞争三类,基于1997—2020年我国31个省级区域面板数据探讨不同政府竞争模式对发展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投入竞争对高质量发展存在双向影响,保护竞争以负面影响为主,制度竞争则显著促进了地区高质量发展。该结论在替换代理变量后依然稳健。通过交互效应模型和策略组合虚拟变量分析政府竞争策略组合效果,结果显示同模式的不同竞争策略间存在替代效应,不同竞争模式的竞争策略组合后其政策效果有所削弱,但公共服务与简政放权的组合却有助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