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作为新型乡村建设模式,为推动乡村经济转型、社会治理、乡风营造、生态和谐等功能发挥创造了时代契机。本研究以多功能乡村理论为分析框架,试图构建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功能发挥与价值重塑的建设路径。研究发现,当前数字乡村具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大功能,呈现出系统性、多样性、差异性、现代性的典型特征。然而由于部分政府对数字乡村功能的认知性不足,数字乡村建设面临着理念定位不准确、发展模式不科学、关系网络不稳固、文化要素不多元、生态环境不和谐的功能困境。为此,未来需明确乡村建设理念、激活乡村生产要素、培育乡村社会资本、挖掘乡村文化基因以及促进乡村环境整治,从而更好地实现数字乡村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功能发挥与价值重塑,最终促进数字乡村的高质量发展。

新质生产力是摆脱传统增长路径、更加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与资源消耗脱钩,为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提供新动能。不同于已有研究多关注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测度及其影响效应,文章在测算其水平的基础上,重点探讨新质生产力的资源消耗脱钩效应。基于中国2011—2022年30个省级行政区域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法测度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进一步使用Tapio弹性脱钩模型、LMDI分解模型测算新质生产力与资源消耗的脱钩水平及驱动因素。结果显示,研究期内全国及各省级行政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在T1-T4时期呈稳步上升态势,且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地区差异化格局。脱钩分析证实,省份之间新质生产力与资源消耗的脱钩状态存在明显差异,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均已达到强脱钩状态;贵州、云南、陕西、青海、宁夏、新疆处于增长联结状态;其余18个省区市处于弱脱钩状态。脱钩驱动因子分解发现,数字经济发展、绿色技术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环境规制是新质生产力与资源消耗脱钩的四大驱动因子,且环境规制在脱钩过程中发挥主要驱动作用。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制定绿色技术创新发展规划、灵活运用环境规制组合形式等建议,为加速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资源消耗脱钩提供有益参考。

在全球贸易摩擦加剧、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格局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重塑和调整。与此同时,工业智能化的高速发展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布局中不可忽视的关键变量。文章基于2011—2022年中国21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全面分析了工业智能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工业智能化显著促进了中国OFDI,在克服内生性问题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第二,工业智能化通过提高生产率,并进而加剧国内市场竞争,从而推动企业进行OFDI。第三,所在区域人力资本越丰富、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该促进效应越明显。第四,工业智能化对OFDI的影响具有数字金融的单一门槛效应,当所在区域的数字金融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才呈现显著的积极效应。第五,工业智能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仅在中国“胡焕庸线”沿线及东南地区呈现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该促进效应在非资源城市、知识产权保护较好、数字基础设施更完善的区域更为显著。研究从工业智能化技术赋能的视角,重新审视了中国OFDI的新动因,丰富了工业智能化发展与中国OFDI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为中国在数字经济时代下高效利用工业智能化来提高全球竞争力、优化“走出去”战略布局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战略。文章旨在系统阐释其内在逻辑、现实约束与独特功能。研究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根植于清晰的历史逻辑、迫切的现实逻辑与严谨的理论逻辑。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转轨大国,中国的市场呈现出规模巨大但分割严重、层次丰富但结构复杂等一系列典型事实,其建设过程始终面临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中央与地方关系、开放与安全等多重深层约束的权衡。分析进一步揭示,全国统一大市场在统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其通过深化分工与促进要素优化配置,能够有效协同增量与存量、质量与总量、新动能与旧动能、总供给与总需求,以及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之间的关系,从而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塑造新发展优势、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与市场基础。

既有文献多聚焦于技术层面探讨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但鲜少从预算管理体制的层面研究二者的关系。本文基于央行的利润上缴和亏损覆盖规则,将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的目标函数及预算约束引入两部门博弈的DSGE模型,结合IS曲线和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在合作与非合作的博弈均衡下求解出最优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函数。本文系统分析了在不同利润上缴和亏损覆盖规则下,面对总需求冲击、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以及央行损失冲击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发现,利润上缴和亏损覆盖规则显著影响财政和央行的政策行为。央行的利润上缴增加了财政部门的赤字政策空间,提高了财政的可持续性;同时财政部门向央行的转移也提高了利率政策的实施空间。当考虑赤字目标和净资本目标时,财政和央行都会偏离最优的政策目标。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为进一步理顺财政和央行的体制机制,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两大政策的协调性,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提供了参考。

加快数字经济赋能流通体系现代化建设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作用,已有研究在精准识别并组合数字经济关键要素,使之有效驱动现代流通体系高效化、智能化升级方面存在不足。为此,文章以中国2013—2022年30个省市区为样本,基于BP神经网络模型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展开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影响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要素中,数字基础设施是首要因素,数字产业化次之,产业数字化则位列最后。数字经济赋能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组态路径有高组态和低组态两种,其中高组态的两种促进模式,分别是全面发展型和“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发展型;低组态的三种阻碍模式,分别是整体匮乏型、“基础设施+X”匮乏型和仅数字基础设施匮乏型。从组态路径来看,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赋能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必要因素,是数字经济实现对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有效赋能的前提条件。该研究深化了数字经济赋能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要素识别,并提出了具体的路径组合,可为政府和流通企业提供差异化、可落地的数字赋能组合方案。

数字经济如何实现“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在于对其内生运行逻辑形成结构性理解。然而既有研究大多立足西方经济学框架,偏重规模核算与静态结构分析,较少揭示生产、交换、流通与消费之间的系统性关系。因此,本文引入马克思再生产过程理论,构建“国家统计标准×再生产理论×高维投入产出表”的统一测度体系,将数字经济嵌入生产、交换、流通和消费的再生产过程,从而系统刻画其规模结构与最终需求效应。研究表明:(1)数字经济呈现“两端强、中间弱”的不均衡结构,消费与生产部门规模最大,而交换与流通部门规模偏小,成为制约再生产效率的关键瓶颈;(2)内部循环结构表现为消费促进生产,进而带动交换和流通部门的链式结构。其中数字经济生产部门,尤其是数字产品制造业附加值率偏低是做强做优的核心短板;(3)从最终需求效应看,数字经济生产部门对消费和总投资的诱发效应最显著,是推动数字经济扩大再生产的核心动力部门;消费部门对消费敏感度高,是数字经济增长的主要需求来源。数字经济生产部门是投资依赖型,而其他三个部门则是消费依赖型,且各部门对净出口的依赖度均较低,表明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主要立足国内大循环。本文研究为深刻理解我国数字经济的再生产过程及推动其做强做优做大提供了学理支撑。

推动券商理财服务高质量发展,既是优化资本市场服务功能的关键抓手,也是加快金融强国建设的战略举措。文章突破现有文献仅聚焦于数智化转型或国际化经营的单维影响局限,基于2017—2021年证券行业全样本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系统考察数智化转型叠加国际化经营对券商理财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以及影响效应。结果发现:数智化转型与国际化经营协同发展有助于推动券商财富管理业务规模扩张以及结构优化,从而实现服务能级跃迁。渠道检验发现,两大因素的叠加效应有助于活跃客户证券交易行为以及提高理财产品销售率,但是对投资咨询服务的影响相对有限。研究结论可为中资金融机构深入把握跨境财富管理市场的运行规律提供重要理论支撑,同时为其突破海外市场发展瓶颈、实现全球化战略布局提供实证依据和决策支持。

中国在农业生产方面形成的“南稻北麦”种植格局对家庭负债的影响鲜有提及。利用CHIPs数据作为研究样本,结合断点回归分析法揭示南北方分界对于中国家庭财务困境的影响机制与效果,进一步扩展了中国家庭负债行为研究。相比于北方地区,南方地区家庭负债规模和负债容量较大,在“敢于借钱”的同时,却更不易于陷入财务困境之中。其作用机制在于,“南稻北麦”的作物种植方式造就了“南高北低”的创业与经营活动意愿,南方地区家庭经营活动投入水平显著低于北方,同时南北方地区家庭经营活动收入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南方地区具有良好的创业氛围与经营效果,这会进一步促进家庭创业与经营活动的开展,而浓厚的商业氛围也为借贷活动的广泛开展创造了条件。

养老保险缴费率的降低减轻了企业负担,有利于实现企业发展与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良性循环。现有研究多聚焦于降低养老保险缴费率对员工收入和就业的影响,鲜有文献研究降低养老保险缴费率对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文章基于2012—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2019年养老保险缴费率下调政策对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降低养老保险缴费率显著缩小了企业内部收入差距。机制检验表明,降低养老保险缴费率能够通过促进企业创新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缩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小规模企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东部城市企业和中心城市企业,降低养老保险缴费率对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养老保险缴费率下调幅度相对较大时,养老保险缴费率下调政策对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更为明显。研究结论可为推进养老保险缴费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进而促进收入分配公平提供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知识隐藏是一种出于保护个人资源而采取的防御性行为,它阻碍了组织内知识流动并严重影响组织效能。尽管关于不同领导风格如何影响员工知识隐藏的研究已颇为丰富,但领导高绩效要求这一特定领导行为特征对员工知识隐藏行为的具体影响,仍是一个尚未被充分挖掘的研究问题。以往研究主要聚焦于高绩效要求所带来的积极成效,而对其可能潜藏的“阴暗面”却缺乏足够的关注和深入探讨。本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构建了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旨在探究职场焦虑的中介作用以及竞争氛围的调节作用。研究采用多阶段纵向问卷调查法,收集了72个团队329名员工的数据,并进行了跨层次分析。结果显示,职场焦虑在领导高绩效要求与员工知识隐藏之间起中介作用。此外,竞争氛围强化了领导高绩效要求与员工职场焦虑之间的关系,并调节了领导高绩效要求通过职场焦虑对知识隐藏的间接效应。研究结论对于深入了解领导高绩效要求对员工知识隐藏的内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为管理者制定合理的绩效要求和减少知识隐藏提供了新思路。

人工智能技术的产业化进程正在重塑全球经济格局,其引发的就业结构变迁、收入分配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已成为各国政策制定面临的挑战,如何在技术红利与社会公平之间寻求平衡,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文章通过构建包含人工智能及其资本税的多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发现人工智能的深化和广化通过就业替代效应压缩了就业规模与工资水平,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通过扩大群体收入差距进一步引致社会福利损失。对于人工智能“双刃剑”作用,单一的税收政策或货币政策无法同时实现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和收入差距收窄的目标,应利用政策“组合拳”对冲政策“副作用”。人工智能政策优化本质是对效率与公平、创新与稳定、技术理性与社会价值的再平衡。研究结果发现,适度的人工智能资本税能够抑制收入极化,通过减弱经济刺激效果和抑制就业挤出效应来缓解劳动收入份额下降,通过收入再分配缩小群体收入差距来改善社会福利。若对人工智能实施紧缩税收政策,对实物资本实施宽松税收政策,配合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总产出将增加,收入差距将收窄。同时,需进一步强化税收与货币政策的长短期协同、跨周期协同,完善劳动力市场技能培训制度,以助力实现人工智能发展与缩小收入差距的多元经济目标。

低碳城市试点作为兼顾减碳承诺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规制工具,在实现节能减排的同时是否可能造成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进而冲击城市韧性水平?既有研究对能否在保证经济韧性前提下推动碳减排尚还未有确切答案。文章以低碳城市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剖析低碳转型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机制与异质性,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进行理论命题的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低碳城市试点总体上增强城市经济韧性,但该效应呈先抑制后促进的动态特征,这一作用主要源于抵抗力和适应力子系统先抑制后促进的时变特征,而恢复力子系统呈现逐渐增强态势;(2)机制检验显示,试点政策通过推动产业清洁转型、低碳交通发展、人力资本流入和居民绿色消费增强城市经济韧性;(3)异质性分析发现,试点政策对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在经济集聚程度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更低的城市更为明显;(4)基于微观就业视角的经济韧性评估发现,试点政策在造成污染企业“棕色失业”的同时也增加清洁企业“绿色就业”,最终在城市层面产生就业创造的溢出效应,低碳转型在经济韧性维度的收益仍大于成本。文章从环境政策视角深化对经济韧性动因的理解,为在“双碳”目标刚性约束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