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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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阶段社会救助的目标转向与改进

陈业宏, 郭云

2022 (06): 1-10.

摘要 ( 217 )

PDF(2781KB) ( 219 )

社会救助作为一个重要的政策工具,对国家脱贫攻坚战略发挥了积极的推进作用。2020年,我国取得脱贫攻坚全面胜利,整体性消除绝对贫困,社会由此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贫困治理从摆脱绝对贫困迈入解决相对贫困的新阶段。社会救助要在新阶段的相对贫困治理中发挥有效作用,就应对现行社会救助理念和实践进行超越,针对现行社会救助制度还不适应相对贫困治理要求的制度因素作出目标调整与改进。本文从救助驱动、救助功能、救助方式、救助运行机制等方向提出了社会救助适应相对贫困治理需求的目标定位,进而从社会救助在增权赋能、促进发展、贫困预防、个性化救助服务、治理效能提升等领域,指出了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积极应对相对贫困治理要求的改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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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支出的空间收敛及其脱钩水平分析

冯剑锋, 岳经纶

2022 (06): 11-19.

摘要 ( 161 )

PDF(2210KB) ( 199 )

通过收敛模型和脱钩指数对中国社会支出的时空分布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在福利扩张过程中,中国社会支出存在绝对(条件)收敛趋势,但各地和各类型社会支出存在差异。其中西部地区收敛速度最快,中部次之,东部最慢。家计调查支出的收敛速度快于社会保险支出和普惠型支出,社会保护项目支出的收敛速度快于教育经费支出收敛速度。此外,社会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集中在扩张连接、扩张相对负脱钩和扩张相对脱钩三种,社会保险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发展趋势保持相对稳定,而家计调查和普惠支出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程度则较为明显,受"逐顶竞争"影响,教育经费支出与经济增长的脱钩比例明显高于社会保护项目支出与经济增长的脱钩比例。未来我国应合理规划民生保障资源的空间布局,积极根据人口因素进行福利资源配置,努力实现全面小康的共同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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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过程的创新政策激励效应研究:资源与信号传递理论双重视角

彭以忱, 蔡警涛, 彭纪生

2022 (06): 20-30.

摘要 ( 183 )

PDF(2627KB) ( 208 )

政府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效果研究一直被学界持续关注,但结论各异。本文基于资源效应和信号传递效应理论,深入到创新过程(事先、事中和事后)研究不同种类创新政策的效应,并分析在创新过程的资源获取和资源利用不同阶段创新政策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激励差异。研究表明:事后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比事前的研发补贴更大;相比国企,三种创新政策对民企创新激励作用更明显;对于国企而言,研发补贴仅对当期创新绩效具有激励作用,事中的费用加计扣除和事后的税收优惠则更有利于持久的创新绩效。因此,未来创新政策调整思路应逐步增强市场逻辑,并且对不同所有制和不同创新类型企业采用差异化的精准施策。研究采用中国工业企业科技活动大样本数据,基于过程细化政策分类并区分所有制企业与创新类型,深化了创新政策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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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促进消费升级了吗

笪远瑶, 王珊珊, 周京奎

2022 (06): 31-42.

摘要 ( 377 )

PDF(4004KB) ( 377 )

在数字经济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居民消费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根本动力之一,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理论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利用中国2006~2018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发展指标进行测度,并对理论机制进行验证。研究表明:(1)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推动消费结构升级;(2)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信贷约束和流通便捷度影响居民消费;(3)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消费种类、不同消费群体、不同地区以及不同年龄段的消费群体存在差异化影响;(4)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总消费、生存型消费和发展享乐型消费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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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问官答花"会加剧企业股价崩盘风险吗——基于业绩说明会问答文本的分析

邱静, 杨妮

2022 (06): 43-53.

摘要 ( 154 )

PDF(2649KB) ( 188 )

基于2005到2020年A股上市企业样本,检验业绩说明会上高管策略性回答的后果及机制。研究发现,管理层说明会上的策略性回答(即"问官答花")短期内可掩盖企业坏消息、提升非理性投资者情绪,长期则是以增加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为后果。而进一步分析发现,管理层针对前瞻信息(战略规划和持续经营)问题采取策略性回答更易引致股价崩盘风险的增加。可知,"问官答花"作为策略性的披露手段,短期内虽一时有利,但长期将引致企业消极经济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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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糊信息公理评价模型的非法集资处置效果分析——以东北地区十二地市为例

李富有, 张飞, 刘希章

2022 (06): 54-64.

摘要 ( 175 )

PDF(3298KB) ( 220 )

处置效果评估是推进非法集资处置防范机制形成和非法集资处置效果提升的重要保障。基于Triz理论构建非法集资处置效果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相应调研问卷,获取东北地区U₁—U₁₂十二地市非法集资处置效果及处置效果指标期望等数据。将模糊信息公理评价模型运用在上述地市,得出非法集资处置效果信息量分别为INF、INF、INF、INF、54.28、INF、61.14、67.05、54.96、66.45、INF、69.24,其中,INF为无穷大。依据信息公理,越小的信息量对应越好的处置效果,则U₅市的非法集资处置效果最佳;该市的主要优势体现在宣传防范力度指标上。信息量为INF的六个地市均有若干指标未能满足处置效果指标期望,处置效果相对较弱,其非法集资处置效果短板主要为主管部门监管处置力度、宣传防范力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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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险投资中不同退出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杨子

2022 (06): 65-74.

摘要 ( 224 )

PDF(2273KB) ( 220 )

基于2013~2019年的中国风险投资市场中的退出事件,创造性地使用风险竞争模型与多元逻辑回归模型研究了风险投资者选择不同的退出方式的影响因素。其中包括风险投资者投资的时长与金额对不同退出方式选择的影响、被投初创企业所处的行业与地理位置对不同退出方式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中国风险投资市场中,一是风险投资者投资的时间越长,最后选择上市退出的概率越大,这样的结论与西方学者对当地风险投资退出因素影响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二是风险投资者投资的金额大小对退出方式的选择没有显著影响。三是被投初创企业坐落于中国三大城市带会增加风险投资者选择上市退出的概率。四是高新技术行业的被投初创企业并不能为风险投资者选择上市退出提供帮助,反而会减少选择上市退出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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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研发外包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门限回归的实证分析

薛迎迎

2022 (06): 75-86.

摘要 ( 164 )

PDF(2592KB) ( 188 )

在系统梳理企业研发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线性与非线性影响作用机理的基础上,从"激励-非线性激励"两个环节,实证检验企业研发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企业研发外包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受自主研发投入强度、政府支持力度以及人力资本水平因素影响,存在非线性门槛特征。随着自主研发投入强度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研发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增强,而随着政府支持力度的提高,这一促进作用在减弱。针对不同所有制、行业类型以及地区分类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研发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度高的企业以及东中部地区企业中显著更强,且受相关门槛因素的影响,不同分类企业间均存在显著的有差别的门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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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沉市场消费者认知吝啬对价格敏感度影响研究——群体规范的调节效应

卢宏亮, 沈慧慧

2022 (06): 87-97.

摘要 ( 239 )

PDF(2926KB) ( 242 )

下沉市场消费者的价格敏感度是各企业制定营销策略的重要依据。通过分析消费者认知吝啬对价格敏感度的影响及感知价值的中介作用,以及参照群体规范对感知价值中介效应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认知吝啬负向影响价格敏感度,并通过功能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中介作用对价格敏感度产生负向影响。参照群体规范影响调节社会价值在认知吝啬和价格敏感度之间的中介效应,但对功能价值的中介效应没有调节作用。基于此,深耕下沉市场的企业应当重新审视下沉市场,改变其对下沉市场价格敏感度高的刻板印象,同时提高自身产品质量,利用已有社交渠道改变消费者感知价值,维持消费者留存以及重复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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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发达地区"倒U型"城乡收入差距的新型城镇化路径——基于贵州省的经验分析

刘赫, 洪业应

2022 (06): 98-108.

摘要 ( 199 )

PDF(3146KB) ( 234 )

城镇化发展如何影响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一直备受学界瞩目,尤其是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突出地表现为城乡差距,主要是城乡收入差距。选取贵州省2000~202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依据泰尔指数构建经济理论模型,对贵州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否满足"倒U型"假说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理论上"倒U型"假说的城乡收入差距拐点出现,但实际上欠发达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总体趋势上虽不断缩小,但缩小幅度还不够明显且在某些时段存在波动,原因在于产业基础薄弱。(2)在剔除经济增长等控制变量因素情况下,城镇化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符合"倒U型"假说特征,其中经济增长、资本密集度等指标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产业结构、教育差距等指标则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诊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症结"基础上,有必要加快推进山地特色新型城镇化建设。这就要求:(1)充分发挥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2)持续增强县域产业支撑能力;(3)着力提升城乡居民人力资本投资的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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