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包群,邵敏,杨大利.环境管制抑制了污染排放吗?[J].经济研究,2013(12).[2] 张为杰,郑尚植.公共选择视角下中国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规制政策执行机制[J].当代经济管理,2015(6).[3] 潘敏杰,武舜臣,张继良.中国式分权、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J].产业经济评论,2017(1).[4] 张华.地区间环境规制的策略互动研究——对环境规制非完全执行普遍性的解释[J].中国工业经济,2016(7).[5] 吴俊培,丁玮蓉,龚旻.财政分权对中国环境质量影响的实证分析[J].财政研究,2015(11).[6] 潘峰,西宝,王琳.中国式分权下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均衡模型[J].财经论丛,2015(3).[7] 祁毓,卢洪友,徐彦坤.中国环境分权体制改革研究:制度变迁、数量测算与效应评估[J].中国工业经济,2014(1).[8] 李斌,陈斌.环境规制、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低碳转型[J].经济问题探索,2017(10).[9] 闫文娟.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环境治理投资[J].财贸研究,2012(5).[10] 祁毓,卢洪友,张宁川.环境规制能实现"降污"和"增效"的双赢吗——来自环保重点城市"达标"与"非达标"准实验的证据[J].财贸经济,2016(9).[11] 龚锋,雷欣.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数量测度[J].统计研究,2010(10).[12] 林毅夫.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J].经济学(季刊),2002(1).[13] 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J].经济研究,2004(10).[14] 吴俊培,万甘忆.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分析——基于地市级面板数据的实证[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6(6).[15] 朱小会,陆远权.环境财税政策的治污效应研究——基于区域和门槛效应视角[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1).[16] Hansen B.E. 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s:Estimation, Testing and Inference[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