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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扶贫行为传递对乡村振兴的启示——来自股东扶贫网络的证据

杜剑, 张杰, 郭晓冬

2024, 42 (02): 101-110.

摘要（166）

PDF （1208KB）（131）

现有研究侧重从企业个体维度探讨其参与帮扶的影响因素,忽略了企业个体行为在社会网络中的嵌入性。鉴于此,选取2016~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精准扶贫数据,从以往研究较少涉及的社会网络视角出发,探究股东扶贫网络对企业扶贫行为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股东在扶贫网络中越靠近中心位置,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意愿就越强、扶贫投入就越多、扶贫效果就越好;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扶贫行为可以在股东扶贫网络中进行传递,股东扶贫网络主要通过信息渠道与公司治理渠道来影响企业扶贫行为;进一步发现,企业的产权性质、融资约束及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会对股东扶贫网络与企业扶贫行为之间的关系产生异质性影响。研究结论为推动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来自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也为政府部门引导股东的社会责任投资提供了经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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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保险能助推乡村文化振兴吗——基于农民增收的中介效应

郑军, 易焕欢

2024, 42 (01): 89-99.

摘要（123）

PDF （1488KB）（100）

学界当前对乡村文化振兴的探讨多聚焦理论分析,较少从实证层面对乡村文化振兴的驱动因素和传导机制进行研究。本文构建同时包含普惠保险、农民增收和乡村文化振兴的函数模型和理论框架,推导普惠保险通过农民增收影响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选取2013~2020年31个省份数据,构建指标体系测算乡村文化振兴指数,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普惠保险对乡村文化振兴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普惠保险能显著助推乡村文化振兴,农民增收在普惠保险助推乡村文化振兴中发挥中介效应,农业劳动效率提升是普惠保险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机制;普惠保险在西部地区助推乡村文化振兴的效果优于东、中部地区;普惠保险助推乡村文化振兴存在"马太效应",乡村文化振兴程度越高,普惠保险助推乡村文化振兴的效果越好。本文结论为统筹普惠保险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并助推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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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扶贫合作社对农户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乌蒙山和六盘山片区产业扶贫试点项目的准实验研究

汪三贵, 郭建兵, 李梦思

2023, 41 (06): 100-109.

摘要（176）

PDF （1341KB）（147）

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新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必由之路。基于乌蒙山和六盘山片区产业扶贫试点准实验研究项目,利用3省7县807户两期微观农户面板数据,解决潜在内生性问题,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分析了产业扶贫合作社对农户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扶贫合作社对农户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稳健性分析和安慰剂检验进一步验证了结果的可靠性。异质性分析表明,产业扶贫合作社对土地经营规模大、家庭农业劳动少、户主年龄高和非建档立卡户样本群体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大。机制分析表明,产业扶贫合作社通过提供技术培训提高了农户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发现,产业扶贫合作社能通过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农户农业收入。基于以上结论,在乡村振兴阶段应继续扶持产业合作社带动农户发展,注重关注产业合作社对不同农户的异质性影响,提升产业合作社技术培训的供给能力,进而不断提升农户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带动农户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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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中的赋权及其可持续效应——以宁波滕头村为例

邱琳, 向德平

2023, 41 (05): 82-90.

摘要（205）

PDF （1323KB）（330）

聚焦"后扶贫时代"的乡村振兴,以宁波市奉化区滕头村为个案,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从赋权理论视角来系统分析赋权的基础、过程、方式和效应。研究发现,乡村振兴赋权的基础是"三农"主体,主体中蕴藏的潜能和优势资源构成内源式赋权的先导性因素;内源式赋权和外源式赋权存在交互协同的辩证关系,能够产生赋权逐层外扩效应和交互可持续效应,实现两者双向互构是有效增强赋权可持续效应的路径;赋权的最佳结果是形成内外可持续效应,其本质是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深化和传递。由此,乡村振兴应多维赋权于农业、农村和农民,充分发挥"三农"主体作用,交互运用内源式赋权与外源式赋权等方式,激发其内生动力的持续深化、联动发展和跨主体跨区域传递,进而实现赋权可持续效应,最终加快推进乡村振兴,实现社会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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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弥合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与机制研究——基于中国230个市级区域面板数据的证据

冯兰刚, 尚姝, 赵庆

2023, 41 (03): 102-111.

摘要（215）

PDF （1312KB）（425）

探讨数字化弥合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与机制逻辑,有助于丰富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启示。理论上,数字化能够激发创新创业活动及促进产业结构转型,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证上,测度了2011~2019年中国230个市级区域数字化和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在此基础上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呈现先"扬"后"抑"的非线性特征,这一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显示,创新创业活动和产业结构转型在数字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起到了"连接"二者的传导作用。进一步地,门槛模型和空间模型显示,数字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弥合作用还存在"边界条件"的非线性递增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本文的研究结果对数字化弥合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等贡献了新的证据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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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创业者权威与企业创新

赵策, 余婕

2023, 41 (02): 62-72.

摘要（198）

PDF （1429KB）（299）

创业是发展乡村经济、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作为影响乡村治理的重要非正式制度，权威在农村企业经营中同样作用突出。为考察创业者权威对农村创业企业创新的影响，利用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进行论证。研究发现：稀缺资源吸纳、心理基础构建、风险容忍抗衡构成了农村创业者权威正向促进企业创新的三条机制。企业规模与市场化程度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表现出企业规模越小、市场化程度越低，正向促进作用越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农村创业者权威水平高于群体平均权威水平时，其企业创新能力也相应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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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发达地区"倒U型"城乡收入差距的新型城镇化路径——基于贵州省的经验分析

刘赫, 洪业应

2022, 40 (06): 98-108.

摘要（194）

PDF （3146KB）（232）

城镇化发展如何影响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一直备受学界瞩目,尤其是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突出地表现为城乡差距,主要是城乡收入差距。选取贵州省2000~202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依据泰尔指数构建经济理论模型,对贵州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否满足"倒U型"假说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理论上"倒U型"假说的城乡收入差距拐点出现,但实际上欠发达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总体趋势上虽不断缩小,但缩小幅度还不够明显且在某些时段存在波动,原因在于产业基础薄弱。(2)在剔除经济增长等控制变量因素情况下,城镇化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符合"倒U型"假说特征,其中经济增长、资本密集度等指标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产业结构、教育差距等指标则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诊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症结"基础上,有必要加快推进山地特色新型城镇化建设。这就要求:(1)充分发挥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2)持续增强县域产业支撑能力;(3)着力提升城乡居民人力资本投资的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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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演化逻辑、效益比较与未来发展取向

高圆圆, 陈哲

2022, 40 (05): 102-111.

摘要（226）

PDF （1348KB）（520）

纵观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发展历程,其组织主体合作关系呈现从分散经营走向合作,再从多样衍生型合作走向多主体间联合的轨迹。多主体联动型组织模式在经济效益、土地效益和精神效益方面较龙头企业引领型、中介组织推动型模式更具优势。但我国不适宜一刀切地发展统一类型的组织模式,未来应保留当地发展较成熟的组织模式,利用当地行政资源、基层党组织力量等优势不断创新和协调现有组织模式的结构和关系,注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整合,积极融合市场化和福利化渠道,逐步探索更适宜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以发挥其未来实践中的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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