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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16年第01期(总第期) 刊出日期:2016-01-15 上一期    下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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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观经济
    基于SVAR模型的中国家庭债务与企业债务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郭新华, 石朝辉, 伍再华
    2016 (01):  1-9. 
    摘要 ( 406 )   PDF(1303KB) ( 1417 )  
    采用1997—2013年季度数据,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实证检验了中国家庭债务、企业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家庭债务、企业债务对宏观经济波动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家庭债务解释了近30%的产出波动,企业债务则解释了近40%的产出波动。在短期中,家庭债务与企业债务增长会促进总产出的扩张;长期中,高家庭债务规模会阻碍经济增长,企业债务对产出的影响趋于平缓。因此,政府部门应该加强金融市场监管,引导家庭部门与企业部门根据自身资源状况进行借贷,合理控制债务规模,降低宏观经济波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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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DI溢出、人力资本门槛与区域创新能力——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李健, 付军明, 卫平
    2016 (01):  10-18. 
    摘要 ( 442 )   PDF(1129KB) ( 1355 )  
    在采用永续盘存法(PIM)测算出FDI存量的基础上,利用1998—2012年中国省际平衡面板数据,在知识生产函数框架下,以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来分析FDI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通过把人力资本与FDI的交互项引入到模型中,证实了人力资本门槛的存在,同时通过对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了人力资本门槛的存在。无论是从全国层面还是从区域层面分析,FDI并没有直接地促进创新能力的提升,只有跨越相应的人力资本门槛,FDI才能有效地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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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税收负担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张丽丽
    2016 (01):  19-27. 
    摘要 ( 371 )   PDF(1367KB) ( 1320 )  
    在描绘与工业相关的税收政策变化轨迹的基础上,对工业从1991年的税收绝对额、税收结构和税收负担进行了测算,然后针对影响工业税收绝对额变化的因素,运用时间序列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广义货币发行量和国内生产总值都影响到工业税收总额的变动,特别是在滞后三年影响达到最大,随后逐渐减弱。工业税收负担的变化情况,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税收负担有明显的下降趋势,直到2001年才开始出现上升趋势。这反映出税收政策对于税收负担的调节是最直接和响应速度最快的。在工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税收政策可以针对不同的行业和经济形式的变化形成不同的税收体系,来指导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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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经济
    创业融资、众筹平台转型与中国智造——以点名时间为例
    黄玲, 尼安木, 周科
    2016 (01):  28-38. 
    摘要 ( 398 )   PDF(1345KB) ( 1285 )  
    借鉴有效风险投资组合规模模型,对中国最大的众筹平台转型的原因及影响进行探索。研究发现,平台从综合型项目众筹转向专注于智能硬件类项目众筹是基于历史交易数据分析得出的理性选择,而将众筹的阶段从创意期后移至量产前是针对中国众筹环境尚不完善的被动举措。这一转变不仅迅速扩大了平台规模,客观上也符合中国智能化产业发展的趋势。智能硬件初创企业利用众筹模式可以弥补融资生命周期前端因传统融资渠道无法覆盖而产生的资金缺口,并通过平台的市场验证和推广功能获得市场需求、产品设计优化等信息,有助于智能产品创意的市场化应用及创新型企业的成长。然而,众筹平台这一作用的充分发挥还需要依赖于信任环境的打造和众筹生态体系的构建以及对智能产业发展方向的必要指导,文章对此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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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认知能力与家庭金融决策——基于文献的分析
    胡忠良
    2016 (01):  39-47. 
    摘要 ( 415 )   PDF(1129KB) ( 1361 )  
    基于文献分析发现,基因会影响认知能力,认知能力则从多方面影响家庭金融决策,家庭金融决策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繁荣。经济繁荣的方式不同,会给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带来不同影响,这又会影响基因转录从而影响基因质量。所以,由现代科学文献来看,基因这种人类生理特征与经济发展之间有着密切而重要的关系,其中,认知能力和家庭金融决策是重要的纽带。这不仅有助于加深经济学家对于人类偏好形成的理解,改善金融市场模型,还为经济学家从基因代际传递质量、认知能力水平、家庭金融决策水平、自然和社会环境状况视角预测经济增长、经济波动以及社会发展方向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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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微观结构噪音与MAX效应——基于Fama-French-Carhanr四因子模型的检验
    张信东, 翟悦
    2016 (01):  48-60. 
    摘要 ( 462 )   PDF(1144KB) ( 1482 )  
    以NYSE、Amex和NASDAQ三大美国证券市场1962年7月至2014年12月的全部普通股为研究样本,利用买卖报价中点、收盘买价和收益加权三种方法消除个股收益和股票组合收益中的价格噪音,对MAX效应进行再检验。同时,考虑到具有极端日收益的股票中NASDAQ占比超过53%这一事实,本文还针对三个交易所做了分市场检验。实证结果没有给出"MAX异象"被解释的证据,表明市场微观结构噪音和Fama-French-Carhanr四因子模型的结合以及市场特点,并不是造成"MAX异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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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管理
    新生代员工为何频频离职——基于组织公平视角的实证研究
    韩宏稳
    2016 (01):  61-69. 
    摘要 ( 542 )   PDF(1279KB) ( 1599 )  
    以新生代员工为研究对象,基于组织公平视角,将组织认同和权力距离有机整合,构建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三种组织公平影响新生代员工离职倾向的理论模型,即分析组织认同和权力距离在三种组织公平影响新生代员工离职倾向形成过程中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并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通过对收集到的376份有效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三种组织公平对新生代员工离职倾向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影响效果由强到弱依次为互动公平、程序公平和分配公平;组织认同在分配公平和互动公平对新生代员工离职倾向关系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组织认同在程序公平与新生代员工离职倾向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权力距离正向调节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对新生代员工离职倾向的影响作用,即权力距离导向越低,这三种组织公平与离职倾向间关系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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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愿景能提高员工的创造力吗
    张素雅, 顾建平
    2016 (01):  70-78. 
    摘要 ( 414 )   PDF(1154KB) ( 1321 )  
    探究智慧企业中的愿景领导对员工创造力具有怎样的激励作用,以江浙沪及周边地区智慧企业的创客为调查样本,利用层次回归、结构方程以及拔靴法对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表明:愿景领导通过正向影响创新自我效能感间接对员工创造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作安全感通过正向调节愿景领导对创新自我效能感的直接效应,进一步影响员工创造力。研究结果丰富了领导风格的理论,同时为智慧企业的管理提供了有价值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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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募股权投资与企业成长性——基于中国2009—2013年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余劲松, 罗雪祝
    2016 (01):  79-88. 
    摘要 ( 400 )   PDF(1167KB) ( 1299 )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深化和发展,引入私募股权投资已成为我国企业的主要融资方式之一,因此研究私募股权投资对企业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微观视角考察私募股权投资对创业板上市公司成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总体来看私募股权投资对企业成长性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国营基金和外资独营基金与企业的成长能力显著正相关,而民营基金对企业成长能力的提高相对较低。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应积极引进外资基金,并正确引导民营基金,使之有效地参与到企业的管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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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困与发展
    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来自RUMIC(2009)的经验证据
    蔡景辉, 任斌, 黄小宁
    2016 (01):  89-99. 
    摘要 ( 415 )   PDF(1217KB) ( 1390 )  
    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幸福感影响可谓是一把"双刃剑"。基于RUMIC(2009)微观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系统研究我国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幸福感影响效应呈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城市市辖区人口规模约在340万人时,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出现拐点。其中,收入是城市规模影响流动人口幸福感的主要传导路径,测算得出,城市规模通过影响个体收入而对流动人口幸福感影响的间接效应约占总效应的64%。同时,城市规模通过提高城市生产率和降低失业率而影响流动人口幸福感的间接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6.1%和9%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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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贸易、产权维护不对称与发展中国家生态资源贫瘠化
    曾志伟
    2016 (01):  100-110. 
    摘要 ( 384 )   PDF(1199KB) ( 1041 )  
    在Brander and Taylor (1997)可再生资源标准模型基础上,引入南北两国不对称的产权维护选择,考察南北贸易对两国生态资源存量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如果两国政府同属于资源保护的弱势政府,南方国家资源品的国内相对价格将低于北方国家,南方国家出口资源品并进口制成品,南方国家短期福利水平下降,北方国家短期福利水平上升。如果两国政府同属于资源保护的强势政府,相对价格排序、贸易模式以及短期福利变化发生逆转。在任何情况下,南方国家产权维护程度低于北方国家,唯一地决定贸易将导致南方国家生态资源存量逐渐损耗,且长期福利水平下降;北方国家生态资源存量不断增加,且长期福利水平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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