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基于CHIP2013和CHIP2018新数据,利用模糊断点回归方法研究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新农保)对农村老年居民的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时间的影响。文章不同于以往研究仅关注新农保对农业劳动参与率或劳动时间的影响,而是全面考察了其对总的劳动参与率和不同类型劳动参与率以及劳动时间的影响,特别是关注了以往研究未曾分析的长期影响。文章发现,在当前新农保养老金水平仍较低的情境下,领取养老金仅是使得农村老年人在不同类型劳动间转换工作,而几乎不影响总劳动参与率,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具有异质性。农业劳动的参与率以及劳动时间的短期变化不显著,长期才显著。农业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时间的下降源于土地经营面积的减少。社会养老对家庭养老由挤出变为挤入。领取养老金对老年人的健康保健支出、家庭储蓄以及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应通过准确定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改革退休年龄政策来应对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产生的影响。

公平感和阶层认同关系着精神富裕目标的实现。我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逐年扩大的同时,居民的主观福祉却呈现向下偏移趋势。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参保与否对个体主观福祉的影响,较少分析参保持续行为的影响,特别是在年龄、户籍上的异质性效应。因此,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6和2018年的数据,分析了基本养老保险断保对公平感和预期阶层认同的影响及其年龄和户籍异质性。研究发现:(1)我国居民的预期阶层认同整体有所降低,青年和农村群体的公平感和预期阶层认同均呈下降趋势。(2)从断保状态来看,基本养老保险整体断保率为21.9%,以城乡居保断保为主,其中,青年和农村居民的断保率分别高于中老年人群和城镇居民。(3)与连续参保的居民相比,基本养老保险断保对公平感和预期阶层认同具有显著的消极作用,城乡居保断保的负面影响突出;分人群而言,断保会显著降低青年群体和农村居民的公平感,还会对农村居民的预期阶层认同造成显著的负向影响。基本养老保险的高断保率带来的负面效应抵减了参保的福利促进效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参保率逐年提高的同时,公平感和预期阶层认同的下降趋势。基于此,提出建议:完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激励机制、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完善基本养老保险断保高发人群的参保政策。

基于2017~2020年HS6位码产品贸易月度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分轮次评估了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对我国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加征关税虽然抑制了我国输美产品的出口贸易额,降低了我国输美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但也间接丰富了我国产品出口流向及路径。异质性分析表明加征关税对我国消费品和采用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产品影响更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加征关税对我国输美出口产品质量和产品结构产生了负面影响。本文拓展了美国加征关税经济效应的研究,为我国应对国际经贸摩擦、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政策参考。

中国经济步入新时代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带来了新的挑战。区别于以往在传统经济发展情境下对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的研究,本文将数字经济发展与中国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纳入同一研究框架,以探究数字经济冲击对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影响。在理论上,构建数字经济冲击背景下城乡边际劳动生产力分割和劳动力流动的理论模型;实证上,基于201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影响与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数字金融的效能。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分割,这一结论在利用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数字经济对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差异,所有制分割是数字经济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重要条件;第三,数字经济相关产业的发展及区域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数字经济影响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分割的有效机制;第四,数字金融作为产业数字化融合的典范,显著抑制了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分割。此结论可为探讨数字经济为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带来何种改变,以及带来这种改变的机制为何提供有益参考。

为驱动实体企业提质增效与动能转换,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化变革已成为企业构建竞争新优势的重要契机。大量文献关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应,却鲜少关注到企业数字化转型背后的驱动因素;也有文献从宏观以及微观视角关注税收改革政策的经济效应,但鲜有文献从减税的角度,探究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支持效果。区别于以往文献,本文深入探究了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机制,从人力资本升级与现金流稳定预期的角度出发,揭示了减税激励通过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人力资本软件支撑与可持续支配的资金物质基础,从而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此结论可以为数字背景下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减税政策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数字化改革正深刻改变着传统的生产关系,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与传统的技术治理模式和路径不同,数字化改革是要建构一种以新兴技术为支撑的治理形态。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揭示数字化改革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数字化改革通过强化技术创新能力、优化技术资源配置、提升技术使用效率三条路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效应。从区域地理位置、营商环境和人力资本的差异来看,数字化改革带来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在东部地区、营商环境相对差的地区和高水平人力资本地区表现较为明显。此外,制度环境良好的地区,数字化改革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尤为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形成了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对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居民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和2019年两期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口流动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对50岁以上的户主家庭和城市居民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促进作用更大;同时,人口流动通过影响家庭的社会互动和风险偏好,进而提升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水平。鉴于已有文献鲜有从人口流动视角研究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问题,研究结论丰富了相关文献,同时也为政府相关部门优化人口流动机制、拓宽居民投资渠道提供了理论依据。

数字经济现已成为驱动我国经济发展新引擎,企业作为推行数字化的重要微观载体,在此背景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融资行为亦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年来经济持续下行,企业面临融资困境,商业信用融资作为银行信贷的重要替代性渠道,具有便捷、低价等明显优势,是企业缓解融资约束的重要融资方式,在企业债务结构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现有关于商业信用融资的研究大多关注数字普惠金融,鲜有涉及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探讨,因此本文试图填补该不足,从数字化转型的角度出发,以2007~2022年沪深两市A股企业为研究样本,深入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作用机理、异质性表现及二者对企业代理问题、投资效率和企业绩效的影响,以期为企业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制定科学的融资策略,亦为政府积极有效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结合企业内外部环境做好顶层设计,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加快数字经济建设提供借鉴。

“双碳”战略背景下,推进碳排放脱钩是实现制造业高端化、绿色化的必然之举。在制造业碳排放脱钩研究方面,现有研究更多基于全国层面对制造业整体行业进行碳排放脱钩分析,缺乏分区域、分行业方面的研究,研究视角不够具体。文章从区域与行业层次双重视角出发,采用Tapio脱钩模型与LMDI、Kaya恒等式融合方法,考察中国制造业碳排放脱钩效应及其分解效应。研究发现:东、中、西部制造业的碳排放脱钩效应呈现出不同特征,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整体上要好于快速发展阶段;高端和低端制造业相比中端制造业更容易实现碳排放脱钩。此外,在脱钩效应分解方面,碳排放强度对东、中、西部制造业碳排放脱钩作用总体为正,产出规模为负,产业结构作用方向不明确。在行业层次视角上,产出规模、产业结构、碳排放强度等因素对中端制造业碳排放脱钩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高端制造业,低端制造业受影响最小。这一研究结果为制定针对性的制造业降碳措施提供重要参考。

既有文献罕见同时关注粮食价格支持政策的农业经济增长效应和农业环境效应。区别于以往单一维度的研究,本文把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农业经济增长和农业环境污染同时纳入一个分析框架中,利用异时DID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对粮食价格支持政策与农业绿色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及作用机制展开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粮食价格支持政策抑制了农业绿色增长,且该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粮食价格支持政策能够通过作物种植结构调整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两条路径削减单位面积农业化肥面源污染和减少单位面积农业产值,最终合力引致该政策负向影响农业绿色增长。进一步分析发现,在目前的农业生产模式下,粮食价格支持政策难以兼顾农业"增长"与"绿色"。此结论对进一步把握粮食价格支持政策的影响效应及推动农业绿色增长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

现有研究侧重从企业个体维度探讨其参与帮扶的影响因素,忽略了企业个体行为在社会网络中的嵌入性。鉴于此,选取2016~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精准扶贫数据,从以往研究较少涉及的社会网络视角出发,探究股东扶贫网络对企业扶贫行为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股东在扶贫网络中越靠近中心位置,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意愿就越强、扶贫投入就越多、扶贫效果就越好;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扶贫行为可以在股东扶贫网络中进行传递,股东扶贫网络主要通过信息渠道与公司治理渠道来影响企业扶贫行为;进一步发现,企业的产权性质、融资约束及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会对股东扶贫网络与企业扶贫行为之间的关系产生异质性影响。研究结论为推动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来自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也为政府部门引导股东的社会责任投资提供了经验启示。